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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桂之役的胜利，粉碎了北洋军阀和桂系军阀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为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然而，对于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陈炯明是反对的。
陈炯明反对北伐有种种理由，但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信奉的“联省自治”主张。
1、陈炯明与“联省自治”
20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的主张在我国风靡一时，进而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政治运动。
这一运动自湖南而始，四川、云南、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等省起而响应。
联省自治的主要内容是：
展开剩余93%（一）由各省自定省宪，依照省宪成立省政府，统治本省；
（二）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
联省自治运动适合了陈炯明的政治诉求，也符合广东人民要求自治的愿望，于是，在“粤人治粤”的口号声中，广东的联省自治运动也随之而起。
从1921年4月陈炯明颁布《广东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到12月19日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陈炯明的自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他还推动“西南会议”的召开，为西南联省自治打基础。
1922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桂林拜会孙中山后，来到广州。在这里，马林与陈炯明有过数次接触。当时陈炯明的政治倾向给马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这样谈到陈炯明：
在广州，我跟南方政府的一些人员谈过话，他们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
…只有陈炯明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我曾经跟他长谈三次。
他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作为驻扎在福建省一支革命军队的将领，他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他以为，在拥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的政府形式。
他认为，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纲领是很不够的。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例如，他就资助一家由共产主义者任主笔的日报，在罢工中他也总是帮助工人。他想派一个代表到俄国去，并表示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办事处，还希望跟俄国军事顾问一起改组军队。
1922年5月，陈炯明在褚辅成、汪精卫的协助下，写成《联省自治运动》一文。
该文遂成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政治纲领，其核心是主张地方分权；其基本主张是：军事、外交等事务属于联省政府，除此之外的所有权力属于地方政府。
2、孙中山的北伐构想
由于醉心于联省自治，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和“统一中国”的政治目的，一点也不感兴趣。
1922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下令北伐。
之前，孙中山为了争取陈炯明参加北伐，曾任命他为北伐军左翼总司令。但陈炯明表示广州为革命政府的重要核心地区，他不能离开，从而拒绝了这一任命。
如此一来，在孙中山调集的北伐军3万人中，除大本营警卫团外，没有陈炯明的一兵一卒。
陈炯明对于北伐的态度，密切关注中国南方事态的美国驻华武官菲兰少校看得一清二楚。
他在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事实证明，陈炯明不仅不赞成北伐，而且也没有给予孙有效的支持。陈部全在广东和广西的西江流域，陈的军队，无一随孙而去，且也无意要他们参加北伐。
对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了解得更为具体和详细。
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时，曾非常确切地谈到孙陈之间的分歧：
自从孙中山组织北伐以来，党的状况就变得不正常了。不举行代表大会。孙中山个人专权，正如在南方政府里一样；他是南方政府的总统。在广州召开的中华民国前议会赋予孙中山独裁的权力。他自己发动了这次北伐，党的书记陈炯明将军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他认为，国民党暂时必须先治理广东省。
他反对选孙中山为南方政府的总统，因为他主张地方分权，而不愿意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既然他主张的是联省自治，所以吴佩孚的政策很合他的胃口。广东省几乎要支付北伐的全部费用。陈炯明不愿意承担这次征讨的责任。虽然三次受到就任北伐最高指挥的邀请，他依然滞留广州，拒绝参加北伐。南方军队的精锐部分，即陈炯明的军队，在广州按兵不动。
陈炯明不仅不派兵参加北伐，对于北伐所需饷械也不予供给。更有甚者，他还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同盟，阻止北伐军假道湖南北进。
这期间，孙中山在梧州数次电召陈炯明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不仅拒绝前往，而且提出辞去本兼各职。
在前进受阻、后援无力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于4月8日决定回师广州，准备改道出师江西。
3、北伐与孙、陈矛盾
此时，陈炯明的骄狂令孙中山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为了给陈炯明以警告，孙中山于4月21日发布命令：
（一）准予陈炯明辞去内政部长职务，但仍任陆军部长；
（二）接受陈炯明不担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辞呈，同意免去其多余的和兼任的职务；
（三）从此取消粤军总司令职衔，此后全部陆、海军改由元帅直接指挥；
（四）任命外交总长兼财政部长伍廷芳为代理广东省长。
陈炯明得知孙中山的命令后，本想调集兵力阻止北伐军回师，但由于所辖三个师的师长态度不明，只好于是日深夜退走惠州。
不过，孙中山仍对陈炯明抱有一线希望。4月23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为北伐第一军总司令，并表示，只要陈炯明对于北伐大计不生异议，必当倚任如前。
随后，孙中山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等到惠州，敦促陈炯明回省城。
但是，陈炯明一意孤行，不肯就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职，还致电孙中山表示，从今以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
孙中山得知陈炯明的态度后，仍以极其诚挚的语言给陈炯明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
“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从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
4、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的爆发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亲赴韶关督师北伐。
6月13日，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部的重镇赣州，接着又进至吉安，威胁江西省会南昌，整个江西指日可平。
而此时，陈炯明却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破坏北伐的阴谋。
他一面下令禁止惠州的谷米出境，一面密令叶举在广州接收兵工厂，索饷筹款，并严禁驻韶关各军擅自回省。
同时，陈炯明还与吴佩孚达成秘密协定：
以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以吴佩孚为总统、陈炯明为副总统，共同主政中国。
鉴于广州的严重局面，孙中山接受廖仲恺的建议，于6月12日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
陈炯明得知孙中山回到省城，担心整个阴谋破产，便决心先发制人。
6月13日，陈炯明密示所部于16日凌晨向总统府发起总攻。6月14日，陈炯明致电廖仲恺到惠州领款及协商要事，将其骗到惠州加以拘捕。
6月16日凌晨2时许，陈炯明部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
孙中山在警卫的掩护下，化装成医生才得以脱险，登上停靠在白鹅潭的楚豫舰。
当天下午4时，为掩护孙中山而留守在总统府的宋庆龄，也脱离险境。
陈炯明叛变后，先是悬重赏20万元捉拿孙中山，随后又多次密谋杀害孙中山。这些阴谋失败后，他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指使下，一面发出通电要孙中山下野，一面用鱼雷大炮向孙中山的座舰猛烈攻击。
这时，英美国家也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开始支持陈炯明的反叛行动。
英国不仅对陈炯明以财力支持，而且对孙中山施压，要他离开广州；美国政府则采取两面态度，口头答应援助孙中山，实际上却支持陈炯明。
孙中山决心同叛军战斗到底！
6月16日，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舰队发炮攻击叛军，以示正义，然后进驻黄埔，等待北伐军回师来援，从而水陆并进，歼灭叛军。
6月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亲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驶入白鹅潭，沿途向叛军据点发炮轰击。由于魏邦平的陆上部队未能主动出击配合平叛，孙中山只好再度率舰退回黄埔。
战斗在永丰舰上的孙中山，正经历着生平最为危急的一段时光。
5、与苏俄代表达林的接触
此时，孙中山想起前不久数次深谈的达林，他想让正在广州的达林知道自己的情况，便派陈友仁与达林取得联系。
达林全名叫谢尔盖·达林，正式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他之所以在广州，是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出席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同时，他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受苏俄外交使团团长裴克斯指示，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对苏俄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在广州政府政策。
为了使达林能够顺利地完成上述任务，苏俄外交使团授予他“苏俄正式全权代表”身份，要他前往广州与孙中山直接接触。
1922年4月29日，孙中山即接见了达林以及张太雷、瞿秋白。
谈话很快转到广州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
达林问孙中山，与陈炯明还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孙中山怒气冲冲地回答：
“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我，那么他将被消灭。我和他没有任何和解可谈。”
达林见孙中山如此激动，便转换话题，与孙中山谈起正在进行的征讨吴佩孚的战争。孙中山告诉达林，已经调补充部队到北线，现在形势十分有利，相信北伐很快就能成功。
谈话中，孙中山表示，他对苏俄现在的形势很感兴趣，还想知道苏俄红军的人数、组织、政治教育等。达林就自己所知，对孙中山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孙中山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就过去了，谈话双方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在达林告辞时，孙中山向达林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并表示希望达林在广州期间能够多来总统府会面。
这一邀请也正是达林求之不得的。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达林每周至少拜会孙中山两次，两个人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在与达林的会谈中，孙中山除了讲述他的三民主义外，还非常关心苏俄对广州政府的态度问题。他一方面希望苏俄援助广州政府，一方面又对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有所顾虑。这种顾虑是在他与达林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出来的。
达林回忆道：
孙中山为前线战事兴高采烈，并且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再过两周，至多一个月，他一定会占领汉口。
“那时我将正式承认苏俄。”
孙中山兴奋地对我说。
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题目。孙中山对苏俄很友好。这一次我们谈的是宣布国民党对苏俄态度的文件问题。
孙中山轻声回答我说：
“你以为国民党所有党员都赞同苏俄？没有的事，甚至在我的政府里都有苏俄的敌人。”
他于是马上暗示，原中国驻美大使伍廷芳博士就属于这一派，他现在是孙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长兼广东省省长。
“况且，”孙中山继续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
对于孙中山来说，与达林交谈还是非常受益的。
达林告诉他，目前他所依靠的军队是雇佣军，这些人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这些军队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对此话深以为然。他后来排除一切困难建立黄埔军校，正是受了包括达林在内的莫斯科驻华代表的启发。
6、身处孙、陈战争中的达林
就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同一天，在广州还有几个人也经历着非同寻常的感受，这就是来自莫斯科的几位代表，其中就有达林。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这几位心怀忐忑的俄国人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一面为孙中山的命运担忧，一面议论着孙中山。
达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们谈论着孙中山。他犯了许多错误，造成了他的失败。我经常与他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但这是与一个在斗争中屡遭失败而从不气馁的革命者的争论，是与一个目睹祖国遭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抢劫而痛感忧忿的人在争论。
他也犯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下产生的。但是，不仅在其活动的性质方面，而且在其全部思想和个人品格方面，孙中山始终是一个革命者。
我们再说回受孙中山重托的陈友仁来找达林，向他转告了孙中山这样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陈友仁还告诉达林，孙中山说，军舰上的煤就要用完了，而且无任何援助可待，他准备放弃平叛，然后去苏俄。
孙中山是否真的去苏俄，达林当然要打个问号。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只是要陈友仁转告孙中山，他将离开广州返回苏俄，尽管发生了令人惋惜的事件，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深信不疑。
达林在动身前夕，又会见了陈友仁。陈友仁转达孙中山的话说：
孙中山相信，苏俄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则去苏俄。
6、孙中山的失败
达林走后不几天，孙中山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孙中山在广州所依靠的力量只有海军，而海军司令温树德因为接受了陈炯明的26万元的贿赂，便于7月8日晚率海圻、海深、肇和三只大型军舰悄悄离开黄埔。这样，孙中山的座舰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监视之下。
孙中山所指望的北伐军，在回师途中与叛军激战于韶关河源一带，因粮弹缺乏，又处在陈炯明和直系军阀的前后夹攻之下，损失惨重，遂于7月29日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退却。
8月9日，孙中山闻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后，认为继续留在海上业已于事无补，遂乘英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再到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中山。在上海，孙中山表面上仍如以往一样迎来送往、谈笑风生，但每每想起陈炯明叛变一事，他的内心总是感到阵阵刺痛。
9月18日，孙中山发表了《致海外同志书》，详细叙述了陈炯明叛变的始末，道出了自己难以压抑的悲愤：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为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用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人心世道之忧也。
孙中山哪里知道，就是这次来到上海，他的政治命运正应了陆游《游山西村》一诗中的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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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